其实，在明初时，言官虽然言路无忌，但其对皇权的制约，并不明显。

除了少数言官敢对朱元璋本人放炮以外，其他多数时候，言官都和皇帝穿一条裤子，一唱一和，让无数位高权重的大臣，因为各种污点被查出，从而身败名裂。

说实话，言官都是读书人出身，在封建时代里，他们确实比一般人有有比较稳定的价值观，有明确的是非判断标准，在明初到中叶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了积极作用。

许多言官都是通过上书言事，让朝廷和天下人知道自己的文韬武略，后来成长为一代名臣。

榜样的力量无穷大，到了明朝中叶，言官的耿直勇敢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甚至不惜一死以获直名。

皇帝的廷杖，算计，威逼，利诱对许多言官失去了威慑力，言官逐渐成为约束皇权的一股强大力量。

嘉靖时因为大礼仪发生的左顺门血案，万历时的国本之争，言官都是其中主要力量，他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对皇帝非暴力不合作，数年如一日，把绝顶聪明的嘉靖帝和万历帝，弄的狼狈不堪。

导致嘉靖帝和万历帝，后期都只能选择在他们唯一能掌控的皇城深宫里躲着，与前朝文官采取不见面不上朝，于深宫之中，掌控调度天下。

当然，这也不是说他们就对付不了言官了，他们当然有，只是用了也相当于白用。

整治言官唯一的方式，就是给作对上书言事的言官调动官职，将其从言路上调出。

不是言官的话，再敢乱说乱道，收拾你就容易了。

然而，一个言官被收拾，下面立马就会又有一个言官被任命，有可能比上一个还要“耿直”，这就造成皇帝任命调动言官两难的局面。

有人会异想天开的认为，直接调不会和皇帝作对的亲信文官去言路就行，可是，谁能保证对方到了言路上，还会继续不和皇帝作对？

言官的天职就是和皇帝作对，纠正皇帝错误的，谁到这个位置，敢不和皇帝作对，一昧讨好皇帝的话，其他文官同僚也都不会容忍你在这个位置待太久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言官不好，毕竟言官对皇权的约束，让皇权少了很多任性，令皇帝甚至其他达官贵人，不敢任意胡来。

只是，言官有好处，但言官政治发展到后期，自然也有害处。

言官成为大明一大害，却是始于党争。

可以说，党争害了大明，而言官，就在此充当了主要角色。

当初，顾宪成等人打着高尚的口号，笼络文人士大夫，议论朝政，并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东林党。

而其他与东林党格格不入的官员，为了对抗东林党，也纷纷结为楚党，浙党、齐党等……

这一时期，无论是言官，还是非言官，都在政治上站队。

张璟在后世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个论点——一个人入了一个群体，智商会被群体拉低，良知会被群体泯灭。

若是将这个论点放到明末各党中，确实可以证明一些东西的。

那些明朝党争中的一班人等，准确诠释了这个论点。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个体无不泯灭良知，罔顾事实，动辄向对方发起各种人身攻击。

即使明知道错的，他们也依旧坚持，只是因为他们的党派群体，而明朝文官集团从此陷入到无休无止的口水战中，言官也就成为了这些口水战的主要角色。

这便是明末黑暗的党争中，也许在党争出现之前，耿直的言官，曾是封建皇权专制黑暗中的一股清流。

但是，当他们加入了党争，为政治而争，为了争而争时，再清流的言官，也将被污染。

张璟明白，若是想改变明末的政局，党争是改变不了的，毕竟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山头主义，而党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