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到天的事。

因为现在大顺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绝望、危机感，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

也是一种盛世之下，很强、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

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现在仿若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候，儒学式微。大一统之后，才逐渐发力。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大顺只要不关门，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搞激烈对抗，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国强兵派，和儒家的关系……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个危机，就是儒学本身的圣学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闭，这个圣学地位越高；越开放，越交流，圣学地位的危机就越大。

尤其是伴随耶教的传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认为自己的这一套是普遍适用的、他们认为的天下是整个地球；那么儒学想要对抗，必须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天下就是整个地球。

在他们看来，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得通的、大顺不关门继续往外走的、儒学是万世法且是整个天下普遍适用的圣学学问。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适用于特定社会的、拿到欧洲那边根本没法用的东西。

这不是道德。诸如爱父母、爱家人、忠君之类的道德。

如果仅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爱父母是儒家专有理念，谁爱父母谁就是儒生，宣布自己胜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简单了。

而是有礼、仁、义、忠孝、家族、血缘、纲常等等一系列，构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国家建构的、法律的、包括国际法的、道德的、是非标准的、解释得通的体系。

并且这个体系，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的。

并且是可以指导世界运行的。

这不是自大，而是最基本的东西。哪怕耶教那样的宗教，哪个传教士会认为，这破玩意儿只在欧洲适用，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

往小了说。

伴随着明末开始的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谈义理，要事儿上见的思潮，直接导致刘钰为鼓动大顺新兴阶层对外开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论，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

刘钰鼓吹的西方富裕论，目的简直是司马昭之心了，摆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过去、开了关，就能卖更多的茶叶丝绸棉布，他们的白银大大的有。

但在大顺这边不要空谈义理的思潮之下，这种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学的危机。既然不能广扯淡，要事儿上见，那怎么才能解释，西方富裕是因为真的践行了儒学思想而导致的？

以前是真不用解释，周边夷狄，有一个算一个，穷的一批。

甭管是蒙古、东南亚等方向，真的是穷的一批，所以无需解释，理所当然的可以认定，中原富庶是因为用了儒学。

现在不解释不行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衰败的、悲观下的防守。

是已经默认了，儒学不是天下性的、普遍性的，把天下和国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种防守。

也就是，诸夏自有国情在此，儒学在此很适用，别处未必适用。但他们的技术，是可以拿来用的，只要用了技术，我们也一样变强了。

而现在，大顺是一种进攻姿态的、盛世下的出击。

是绝对不能默认，儒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域性的。

必须要拿出来一整套体系，得出一个结论：即西洋的富庶，不是因为不用儒学，恰恰是因为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