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他隐约觉得自己的反对是无用的，也是无意义的，于是选择了逃避，远走他乡万里之外。

他，甚至他的老师，都以为，他的内心藏着张博望、班定远。

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是张班等人心里装着西域的万里黄沙，而是想要逃避故土越发富庶的工商繁华。

盛世，从不是个好词。

只有经历过开元繁华、又经历过安史之乱的人，才能理解什么是盛世。

在天宝十四年冬月之前就死掉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盛世这个词的真正滋味，那是一瓶回韵悠长的老醴，不是一抔痛饮欢歌的烈酒。

盛世不是十一二点钟的太阳。盛世是傍晚山巅的西霞。

孟松麓嘴上并不承认朱熹的判断，事功学会毁灭圣道；也不相信，事功学发展的极致必然扬矢周孔，哪怕发起事功学的人都是真正的大儒。

但内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处，却告诉他去远方，离开事功学蓬勃发展的地方。

因为对刘钰一贯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对；既兴奋、又痛苦；既赞许、又批判。

他传承自旧时代的信仰，已经崩溃；可新时代的信仰，还不成体系。

他说反对刘钰的弱水之桥的想法。

但却在学派正式决定去河南等真正典型地区尝试乡约村社建设的时候，他选择了逃避，去檀香山。

于是，就如现在。

当权哲身告诉他，刘钰决定传授权哲身富国富民之道的时候。

他内心想的，是兴国公行事，必然有诈，不知道又挖了一个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几乎同时，内心又想，兴国公行事，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难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乱大难，我自东渡万里，眼不见，则不知，便不存在。

他没有惆怅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内心在假装这是大汉永平十六年的洛阳街头，假装自己是即将踏上西域的年轻的班仲升。

所以高谈阔论，壮怀激烈，指点江山，激昂文字。

不断笑着回应着权哲身的疑惑，用这种远赴万里行大功的激昂壮怀，评价着权哲身从刘钰那听到的“兴工商”的理念。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了从废运河、毁盐业、扬州风流只残垣、十万闲民徙远疆的全过程的儒生。

其实不该用这种激昂壮烈、品评道器的语气，来评价“兴工商”这三个字。

但他还是用这种仿佛无意识的意识，看好朝鲜国若发展工商业的前景。

至于发展什么，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发展工商业的第一步，就是刘钰用事实、或者说用装满南洋米、虾夷麦的大船，鼓吹粮食够吃社会分工论。

当同样的鼓吹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甚至于，他还主动帮着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税收催动货币白银化，或者货币大顺化。

告诉权哲身，或许，货币取代过去的实物，是一种必然，不要徒劳地在这件事上选择复古。

唯独坚持的一点，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并且不是桥而是彼岸，因为他隐约知道，这是儒家体系的基石。

或许，以松苏为中心联络的南洋关东，已然成为了新天下的某种模板。

只是，将来，天下或许还在。

但却或许不再是那个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权哲身其实自己已经动摇了。

大顺太大了。

相对于东北的藩属，即便淮南苏北的盐改垦地，也一样很大、非常大。

权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担忧，也不可能理解他们学派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