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韩谦从叙州调来的两千精锐里，能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数，都作为骨干编入能登陆作战的战卒。

韩谦能用的精锐老卒，仅这两点，徐明珍、温博等寿州将吏就少估算近三千人。

棠邑兵短时间内急剧扩大到两万四五千兵马，以前者计算，精锐老卒比例仅两成稍多一些。

再加上徐明珍、温博等人误以为浦阳、亭子山两仗，棠邑兵老卒伤亡极大，会令棠邑兵的老卒占比，更大幅度的下降锐减。

而以后者计算，棠邑兵精锐老卒比例将近四成。

倘若将由左广德军旧部为主的广德府民勇计算在内，棠邑兵精锐老卒占比则超过五成。

浦阳、亭子山两仗，棠邑兵看似伤亡惨重，但实际并非如此。

韩谦在棠邑编兵为伍，新老卒并非平均分配，而是甲类营、乙类营进行区别。

甲类营的精锐老卒占比，要比乙类营高得多，一个差不多占到七成，一个则仅有两成。

浦阳、亭山两仗，主要是以乙类营充当主力，更精锐的甲类营则部署在侧翼，主要通过前插打反击等方式，稳固局面，分担乙类战营的的压力。

韩谦如此安排，一是如此残酷的消耗战中，他只能狠下心，更多的拿新卒当消耗品，一是要麻痹徐明珍、温博等人的判断。

实际上浦阳、亭山两仗逾四千人的伤亡，对棠邑兵的战斗力影响，相当有限。

还有一点是徐明珍、温博等寿州将吏所忽视的，那就是叙州的武官培养体系。

他们以为寿州三千常备兵力，基层武官数量顶多保持在三到五百人的样子。

即便扩编时，大批老卒能提拔上来，但这些老卒要适应指挥十数人规模的小队进行作战，还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内的学习、适应过程。

即便金鼓战旗等作战讯号的学习，对不识几个字的大老粗们而言，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痛苦的事。

事实上，叙州除了七县五

十余乡形成以左司子弟为基础的胥吏团体外，三千常备将卒接受过一年期以上的识字及基础作战指挥培养的，便超过一半。

金陵事变后，林海峥、赵无忌、周处、冯宣等人一度离开叙州兵指挥体系，到各县执掌县政。

韩谦如此安排，除了是方便腾出位置，使赵启、何柳锋、肖大虎、窦荣、魏续、郭却、奚发儿、林宗靖等人担任营指挥一级的将职，同时也是方便林海峥、冯宣、赵无忌等人在统兵作战之外，去适应处置更复杂的军政事务。

韩谦同时将三千州兵，以哨队为规模，轮流拆散到诸乡参与驻防、工造、屯垦、开垦河渠、缉盗捕寇等事，除了更充分利用三千州兵的人力外，也使得队率一级的基层武官得到充分的实践培养——队率一级的武官与乡巡检使及乡佐吏之间的调动也是频频发生。

韩谦胁裹左司斥候、子弟、工师进入叙州时，就已经着手利用有限的资源，成体系的培养各类人才。

徐明珍、温博为首的寿州将吏不能深刻认识这一点，对短短一个月就急剧扩编到两万四五千人的棠邑兵的战斗力，怎么可能有精准的判断，继而又怎么可能准确判断韩谦的作战意图？

甚至接到棠邑兵乘战船向进入裕溪河，进攻东溪关的消息时，绝大多数的寿州将吏，还是认定韩谦是急于争夺对巢湖通江水道的控制权，确保楚国东西两地的联络不会受到削弱。

这时候滁州、巢州的守军反应还是缓慢。

大家都清楚裕溪河积淤严重。

即便东关寨一时失守，叙州水营的战船想进出巢湖也极困难。

绝大多数的寿州将吏认为他们掌握着巢湖东西两岸大多数的战略要地，不要说他们认为东关寨能坚持多日，而即便东关寨一时失守，他们也很容易从左右包抄夺回来。

温博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