赳赳、气昂昂，飞过印度洋”的员工，在2001年，二十来岁时被公司派驻中东、北非。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部非洲的广袤土地上流窜了十年之后，2011年，他被空降至欧洲，开始了新的征程。

他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十多年海外路，是为自己、为家庭赚更多的钱，也是为了与公司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带来的成就感，还是为心底里藏着的见证、亲历、创造一个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加班早成习惯，今天好不容易事情少一些，他没有去同事们的聚会，而是计划早点回家，陪老婆、女儿。临近下班时候，收到他负责的关键客户卡恩的邮件，问他项目进展，邮件抄送了双方老大。他不想让这样的邮件过夜，认真回复了，时间又过了晚上七点。

他一个人用一间显得有些逼仄的小小办公室。他想：“客户今天应该不会有事了，领导带着一帮人去老城hpy了，偷得浮生一晚闲，晚上就把电脑留在办公桌上，不像往日一样带回家了。”

他合上电脑，站起来，手机响了，一看号码，居然是公司电话会议系统的接入号码。

“靠！刚关电脑，没看到有会议通知啊？”

耳机没电，他举起手机，随着一声“eletojothenference（欢迎加入会议）”的提示语，接入了电话会议。

他有些烦躁，大声喊：“喂，我是路文涛，这什么会啊？”

“土人，在干嘛呢？”一个熟悉声音从电话那头悠悠传来。

接着，另外一个人“呵呵”两声，说：“把他拉上线了？今天是不是有欧冠半决赛？土人是不是在看球？”

“不管！我们没得时间看球，不许他看！他必须陪我们聊天！”

路文涛听出来那头是谢国林和钱旦了，他不在乎线上有没有其他人，骂到：“靠！两个大傻逼！你们在哪里？”

七年前，他们三人同在中东、北非工作，曾经同住在埃及开罗的一套三房公寓里。三人都是生于1975年，都是国内理工科大学毕业、“工程师”身份“出道”。

他们都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者，是植根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如今，路文涛在欧洲做销售，谢国林和钱旦常驻在深圳，一个是承担海外重大项目管理的高级项目经理，一个在负责一个产品线的客户运维支持。

路文涛被公司外派到中东的前几年压力大、心里压抑，把“出口成脏”当作了一种释放。后来游刃有余了，又升职带了团队，变斯文了。调动到德国之后，他又粗犷了，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被他尊称为“傻逼”。

谢国林站在一张大会议桌前，脸上是他标志性憨厚笑容，仿佛桌面上一个八爪鱼一般的电话会议终端是路文涛本人的脸：“土人，我们在深圳，想你了呗！”

“想个毛线，肉麻！bj时间半夜一点了吧？你俩大傻逼不回家，还在一起搞基？”

钱旦端坐在老谢旁边的椅子上：“真受不了你，出口成脏，素质太低！老谢参加印尼的项目分析会，我处理巴基斯坦的网上事故，刚刚散场，一不小心在楼下打卡机前偶遇，决定先关心一下你的人生再回家，特意回办公室又定了一个电话会议。”

老谢又是“呵呵”两声，对着钱旦说：“这土人文明了没几年，到欧洲后又放飞自我了！”

然后问路文涛：“在爽啥呢？没看欧冠？”

“我真服了你俩！机关现在是不是个个都是大公司病？有会议强迫症？一看日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居然没会议？难受！深更半夜还要定个电话会议聊天。我这段时间忙死了，今天好不容易清静一点，正准备回家，又被你们俩大傻逼骚扰。”

钱旦问：“在忙啥？你们的‘喜马拉雅项目’不是已经胜利关闭了，公司都论功行赏完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