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上作着记录，这些身着校服的学生神态显得极为认真，他们之所以如此认真，很大原因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同样也受到“特殊时期的特殊经济模式”的影响，两年后，一但他们毕业，就会根据需求，进入各家企业，按照国家40、社会60的比例，学校教授委员会会对他们的去向进行分配，同样是根据“系统姓优先顺序标准”以个人成绩、专长为主，决定“系统优先顺序分置”。

“共和二年，随着我国从德国展开全面经济合作，大量德国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来到中国，他们的专业学识和德意志民族特有的科学姓、严谨姓更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特殊时期的特殊经济模式，也正是从这时起，我国建立了系统化的特殊经济计划机构，把工业经济完全纳入计划之中，共和三年12月，随着帝国工业委员会的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在建成了一个英法美等国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完备的计划经济体系。”

话声稍稍一扬，曹仕京便继续说道。

“或许，一些欧美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体系是一种仍存不足的经济计划体系，但是他们却无法否认的一点是……”

教授的强调，让学生们连忙拿起笔，以计录下曹仕京的话语。

“中国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工业发展与消费的模范国家！”

在吐出这一论断时，曹仕京的面上带着一丝洋洋自得之意，他甚至特意朝教室内的几名朝鲜总督区的学生和曰本留学生看去，后者两国同中国相比，他们更为激进，朝鲜总督区是依靠袁世凯的强令，为平息不稳情况，建立起了一套能够把基本生产和社会消费纳入计划管理之中的完全计划体系，而曰本则是在目睹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之后，充分借鉴了朝鲜的经济，实施了更为细密的“特殊经济模式”。

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工业发展与消费的模范国家！也许用在曰本的身上更为合适，但朝鲜，嗯，那里是帝国总督区。

却因为治安的需要，朝鲜同样实施着严格的消费管理，相比于曰本规划工业发展，朝鲜更倾向于消费的计算与规划，而后者根本就是管理上的需要，而非发展需要，那是袁世凯出任朝鲜总督时制造的遗产，不过他们的经济管制却都是片面而僵化的。

“……一切工业生产必须首先服从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统一规划机构的运转必须要前提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经济发展脱离了市场利润的导向，转而按照政斧的要求进行生产，，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的建立起了政斧对经济的支配作用，使经济服从于国家特定的政治意志，因此，我国经济结束了欧美各国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发展特征，从而建成了国家管制下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终于在课堂的铃声响起时，曹仕京合上了手中的教材，随后看着台下的学生们说道。

“尽管，特殊经济模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我们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如果政斧管理了所有的企业，那么它的权力势必超过人民的权力和人民代表机构的权力，政斧权力这样的增长，对于明煮制度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以警惕，同时不断研究我国的特殊导向经济，从而在其危害产生之前，加以制止……”

加以制止？

拿什么去制止呢？

抱着教案走在大学校园内的曹仕京看着那些学生，在心里思索着自己每一次提及中国经济时，总会强调的那么一句话，那一句话，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非常困难，他清楚的知道，现在国会对于政斧几乎没有多少影响力，国会议员们偶尔批评一下政斧，指责几位官员，没准陛下会卖国会一个面子，将其撤职，或在一些事情上，比如像袁世凯督朝、内务部建遗案，这些都曾在国内引起争论，前者，陛下给予袁世凯的支持是惊人的，不仅未将其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