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然而言，他所需要的正是最后一条，军国民教育或者说国家的军国化，才是他所需要的，对于陈默然来说，这么一份“诊断书”只不过是为了推行军国民教育或者国家的军国化作出的铺垫，教育固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却不是教育可以改变的，适当的军国化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姓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的任务。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姓”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但过了一个世纪，改观不仅不大，而且越来越甚。后来，蒋氏的“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新生活”，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变革，所以改变不了昙花一现结局。伴着卢沟桥的炮声，历时3年的“新生活运动”随风飘散。再到后来，“向下看齐”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一场场运动浩劫之后，“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颗月亮……，”社会道德与国民习姓“涛声依旧”。

在历史上，长达百年的国民姓改造之中，谁成功了呢？说来却让人痛心不已，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成功者，却是抗战时入侵中国的曰本人，曰本警察的一条鞭子成功了，而在另一个华人国家，同样也是靠着鞭子成功了。

抽一鞭子肯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强迫也变成一种习惯之后，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功了，而这根鞭子却恰可以作为举国化的一部分，至少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战争时期推行这种教育，无疑是符合实际需要的。

“若能调和上述各剂，迅速服用，可于二十年内根治。尚有其他特效药品，此处从略。

主治医师︰……”

在写到主治医师的时候，陈默然突然停笔，写自己的名字显然有些不太适合，作为皇帝，自己应该是高高在上的，这场军国化运动也不应该是由自己发动的，军国化的对与错，不应该同自己扯上太多的关系。

可写谁的名字合适呢？

思来想去，陈默然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名来，梁启超，那位第一个提出“改造国民姓”立宪明煮党的总理，他才是合适的人选，在过去的多年间，他不是一直在呼吁改造国民姓吗？那就让他以个人的名义，把这份“诊断书”发表出去，然后再借此，由国会通过《国家改造案》。

嗯，还差一份《国家改造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