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

在沉默良久之后，陈默然方才说道。

“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甚至将来还会有美国人，他们或许会在俄罗斯掀起一场针对我们的游击战，但是，这场游击战不会是毫无止境的，而且对于我们，似乎还有其它的选择，要知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俄国这样，大多数人民都在受压迫，俄罗斯民族在全部人口中仅占43，还不到一半；其余属于其他种族，是没有权利的。在俄国一亿七千万总人口中，约有一亿人口是受压迫和没有权利的……”

这时陈默然却是不由自主的引用了乌米扬诺夫的话语。

“孟森把俄国比作一个垃圾箱，说它是靠沙皇政斧这一条生了锈的铁箍才勉强维持着，而我们在进入俄罗斯之后，可以给予他们很多，过去不曾拥有的权力……”

在提及自己的想法之时，陈默然的脑海不自主的浮现出历史上的苏联，苏联时代，尤其是斯大林时代的压迫比任何沙皇的压迫更为严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罗的人、哥萨克人、高加索人，以及其许多的少数民族，都不会忘记他的十年集体化政策（1928—1938）所带来的恐怖。在这十年期间，大约有一千万人被屠杀、充军和饿死。在1941年，仅仅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这三个小国中，就有四千万人渴望着解放。

所以为了瓦解俄国这个庞然大物，任何一个入侵者所要做的，只是以一个解放者的身份进入到俄国境内，终止其集体化的政策，恢复民众的私有财产制度，这样他就不仅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拥护。而且还可以瓦解斯大林的军队，因为他们大部份是由集体化的农民组成的。

这就是斯大林害怕德国人入侵的原因，而且斯大林也不相信敌人会愚蠢到“只用军队来进行战争”，可是他们的敌人的确如此的“愚蠢”，那么中国呢？

等到1941年，再去解决苏俄的问题吗？

回忆起上午同管明棠间的谈话，陈默然再一次拿起一枝铅笔在一张纸上画着：

“1917，目标发生革命，抵抗力量最为弱小，但目标内部问题较为平缓，无亲善之余地……”

在写下这么一串分析之后，陈默然又思考一会，在纸继续写道。

“1941，目标内部因长期集体化、民族压迫，导致国内存在大量异见份子，如充分利用，可以解放者身份进入，如此可以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而不足之外则是：其国民大都接受教育，主体民族民族观念浓厚，大不利于亲善，……”

接连写下一串不利因素之后，对两个时间作着比对之后，陈默然意外的发现，无论是1917年还是1941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两个时间段可谓是各有利弊。

前者最大的益处是对方没有完整的抵抗力量和国民教育的低下，使得中国能够轻易占领这个国家，并通过教育去影响绝大多数人“接受”新的帝国。而后者的益处是其国内存在着大量反对力量，而且那个看似强大的国家，是可以从内部瓦解的，毕竟那个帝国从建立起，就有着无法洗去的原罪。

“一切都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吗？”

突然，陈默然的脑海中冒出这么一个念头。

“不！绝不可能，也许……”

突然，陈默然的脑海中闪过一个时间，如果是在其革命成功之后呢？对于信奉暴力主力的乌米扬诺夫来说，他非常清楚在“他的国家”存在着大量反对革命的人，否则也不会有大名鼎鼎的“契卡”，有随后的古拉格，有对权贵、知识分子、富农的清洗，那些清洗是血腥的，可以说那种清洗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俄罗斯的旧时代。

“杀死十分之一的精英为了巩固共和国，那么摧毁共和国，再以审判之名……”

想着陈默然笑了起来，通过后世对苏联的披露，赤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