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皇上的意思其实很明白，”杨士奇道：“早在复查案子的时候，就说得清清楚楚，‘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皇上没有让他们去看南榜取人是否公正，皇上最是知道北人在制艺上，和南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圣意是赶快增补北人上榜，矮子里面拔将军，拔也要拔出来几个，好平息北人的怨气。只是这十来个主审里，只有两人体悟到了皇上的心思，其他人却揪着考生的水平来看，说所录取之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皇上自然要发怒。”

这个案子早已不是简单的科考舞弊案，已经上升到了朝中南人北人的矛盾激化的高度了，因为刘三吾取南人五十一名，导致北方举子大哗，群情激奋的考生，将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又到礼部示威。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主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把个南京城弄得一团糟。单如此也就算了，举子再闹也闹不出什么来，只是因为他们高呼地域歧视，勾起了朝中北人的不平之心，数十名给事中联名参奏刘三吾，而这群给事中，大都都是北方人。而诬告张信的御史，则是河南人——河南虽然地处中原，但是依旧被视为北方，重要的是，这一次录取榜中，也无一个河南人。

为什么两次审查，中榜的一律都是南人，因为经过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南宋定都临安，几百年人才转移，北方经济文化已经远不如南方，何况北方经历辽、金、元几百年统治，对汉族已有了离心感，元亡之后很多人宁愿西迁北逃也不愿投靠大明，好不容易北方参加科考了，用科举制度收伏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

再一个是因为南方的学校制度完善，府学、州学、县学都建立起来了，而北方仍有兵灾，自然没有普及教育，而国朝科考的实际制定者，其实是刘伯温和宋濂，这二人皆为南人，制定的考试规则自然更适于南人。所以以上种种，都是南北榜案的深层原因，若仅以文章的好坏录取士子，势必造成地区间极大的差异，一些落后地区的士子永无出头之日，会影响落后地区的发展及政局的稳定。作为皇帝，把握的是全局，考虑的是稳定，只有采取人为平衡的办法，才能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安抚北方举子之心，这其实这是政治需要。

以上杨寓看得清楚，只不过口上只说：“皇上觉得，北方人厚重少文，都是老实秀才，南人聪明狡黠，尽都是不实之辈。”

说起来无非是地域歧视，这一点在宋朝的时候就闹得沸沸扬扬，宋太祖有一句名言“南人不得为相”，宋初历史，太祖太宗两朝，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面，的确没有南人位列宰辅，可见不是空穴来风。直到宋仁宗的时候，他意识到人分南北的录取方式的确造成人才流失，于是就取消了南北差异化的政策，所以熙宁年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很多名臣名相，例如章敦、曾布、吕惠卿，包括三苏涌现出来。

历史上说欧阳修提携后辈很有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说这件事，因为欧阳修南人出身，主张唯才是举，所以提携了很多南人，当然这事打破了北人的如意算盘，招致了许多北人的攻讦，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司马光就主张按各路人口比例招生。到神宗年间，南人和北人的矛盾借由王安石变法来了一次总爆发，因为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分子差不多都是南人，北人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丧失了话语权，最终让司马光说出了那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视言论之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所以到现在，朝中依然有南人“狡险、轻易”的看法，甚至皇帝虽然出身濠州，却不以南人自居，正所谓“杀尽南蛮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是也，对江南豪强的手段也是十分酷烈，前后迁徙了数十万江南豪族填实京师，又借着科考案，罢黜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