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

第一条誓约是宋太祖因为欺负柴家孤儿寡母，夺了柴家江山，害怕受更大骂名而立誓做好人外，那第二条誓言便是提升文官和其言事的。

其中，明确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杀大臣和言官，否则必遭天谴。

这誓约后来自由宋太祖设立开始，便一代一代帝王，不断向下传承和延续，直到宋亡。

不得不说，因为这誓约，宋朝士大夫过得很高，言官也很幸福。

然而，也正是因为言事的“不需要负责任”，等到宋朝变法时，言事就成了改革派和旧有既得利益者的互相弹劾的利器了。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言事就是如此，它可以让君主广开言路，不受奸人蒙蔽，但也可以成为党争的主要工具，宋朝如此，而到了明朝，发展的更加彻底，党争也更加激烈。

开国皇帝朱元璋设立的明朝言官，其成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品级不大，权力不小，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市井传闻，大到皇帝小到草民，看不惯就上朝奏报。

而且到了这时，言官只负责上书，对与错由皇帝自己判断，错了也不用负责任。

哪怕你说的只是你心里瞎想，没有实际事例证明，也都不需要你负责，简单来说，你想到什么，就能给皇帝上报什么，甚至有理有据的去骂皇帝，都可以。

而朱元璋之所以赋予言官这么大的权力，也是因为明朝初年，功臣勋贵满朝，朱元璋需要鼓励言官不断告状，好让他有理由去查功臣，达到他铲除功臣势力的目的。

不过，言官的制度化，规模化，虽然有利于君权集中，但如果一昧纵容言官，不去限制他们，让他们习惯无法无天的弹劾的话，时间久了，那就必然会出事情。

终明一朝，愈演愈烈的党争，就有这原因，言官在党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低。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若是没有言官，没有言官上书言事，不需要负责的制度，明朝的党争就不会到那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