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我们民族的根本”。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随后，其再次前往山东曲阜朝圣，并在朝圣期间，称山东曲阜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同时宣布“从即曰起，将儒教确立为中华帝国国教！”。

而在国教确立的同时，在全国大修孔庙，尤其是回教地区，回教地区的孔庙更是修建于回寺的原址上，这直接引发了长达四年的叛乱，最终叛乱在近卫军强力镇压下被平息，而相应的在那个过程中“国教”在“异端”冲击下得到了民众的普通承认，甚至就在华元货币的背面都书写着“我们信仰会儒教”。

在外人的眼中，无论是尊儒敬孔亦或是确立国教，都是出于维持民族传统、恢复民族素质为出发点，可是在廖仲恺和共和派的眼中，尊儒敬孔、确立国教，却是为了他的一已私利——为了维持其统治，毕竟千百年来维护中国皇权的，正是儒家精神。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陈默然更推崇西方的科学，但因为其皇帝的身份，其却对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推崇，因为这对他自己的统治有利。不过作为儒家政治传承的一大载体，科举制却是在其不开“恩科”的前提下，不废而废除的，但他的统治需要儒家的支持，而儒家若要继续作统治术，离不开科举制。可在另一方面，他却通过“转学为教”的方式改变传统儒家，通过授于杰出人士为“儒士”的方式维系传统儒教与社会的衔结。

尽管不否认“儒士”对于中国传统的维护，使得中国在这场千年未有的剧变中，得以保全社会传统，但是在廖仲恺看来，他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却是维持他的统治，而此时看着这个“国民军事化”的推行，廖仲恺的心中却涌起一阵忧意。

“国民军事化，军人进入村、乡、县、市各级议会、机构，军人进入学校，军训不合格者不予毕业……”

回忆着那一条条与“国民军事化”有关的条款，廖仲恺的心中不禁满是忧郁之意，在中国，最坚定的保皇派，不是所谓的保皇党，也不是所需要儒教会，而是军队！一直以来，皇家都将军队视为“殷股”，而军队从未让皇帝失望过，正像皇帝从不让他的士兵失望一样，皇帝对于军队的偏爱、信任。

在皇家对军人的推崇下，以及在“军人光复民族”的宣传下，军队的地位从未向现在这么高，在军人享有社会尊崇的同时，他们对于皇家的忠诚也与曰剧增着，这一切使得那支军队从来都没能变成“国家军”，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皇家军”的本质。

尤其是那些士兵，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子弟为了免税田以及退役后的再教育加入军队，地位的改变使得他们即便是在退役之后，仍然对皇帝感恩戴德，在军人退役之后，他们往往会加入那些以效忠皇家为核心的协会，如果这样的一群人进入各级机构和自治会，那么皇帝的权威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空前加强，可以说，一直以来，中国所保持的中央威权下的地方自治将受到严重破坏，一但地方自治不复存在……在这一瞬间，廖仲恺的脑海中浮现出重现绝对威权下的中国，到那时，现在在地方自治下留出的缝隙，也将被彻底关闭。

对于廖仲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恐怕就是在流放结束后，他不能按计划参加竞选，最终通过进入国会的方式去改变这个国家。

“不行，一定要警告大家！”